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
1.跨文化比较，跨学科考证，不要陷入“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用国际前沿理论，学好外语。
2.士在春秋战国有明显地区别，春秋之前是贵族等级，战国之后是流动阶层。
3.士由成年男子向贵族演变，具有普遍性，例如古巴比伦与古波斯，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4.士大夫是业余的(amateur)，政治上业余，文化上业余。——列文森
5.帝国士大夫是由学者+官僚，两者合一，这具有中国特色。
6.班固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7.士大夫的六艺与九能，士大夫在接受正规的行政教育，但是这是一种贵族教育。
8.周代的乐师(司礼司教)与史官(主书主法)正是后期儒生与文吏的渊源。从周代政治文化中分析，儒生来源于周的乐师，文吏来源于周的史官，两者传承着不同的文化，从事不同的事业。
9.马克思.韦伯对于官僚制度特点的阐释：科层体制;文官政治;法规文档。
10.六艺传承问题，两种六艺的说法，史官传书法和算术(书、数)，阎步克认为孔子只是传礼乐诗书。
11.善于运用考古器物与出土文献印证历史上的疑难问题。(马王堆帛书、出土陶器)
12.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刀笔吏治天下，文法吏是一种专家行政，符合马克思.韦伯关于理性化行政的阐释。
13.农民起义是否推动历史进步另当别论，但是给予统治者以教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4.汉武帝“独尊儒术”，任用法家人物，儒表法里，儒生与文吏并存。王莽新政充分贯彻儒家治国思想。
15.两汉时期，逐渐儒生文吏化，儒生与文吏合流使得学者兼官僚定型。王粲《儒吏论》
16.论断有扎实的史料证明，熟悉古文及文化常识。
17.中国礼制的核心是区分尊卑贵贱，甚至是生活细节。
18.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化，可以说是历史的倒转，贵族政治的回潮，社会不具有流动性。
19.士族，贵族化官僚，其为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文教破坏造成学在家族，禅让式王朝更迭使得权势传承。
20.魏晋封建说：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加上周一良，这四个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四大名旦)。
21.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分期三段论：古代社会、六朝贵族制、“东洋的近世”。京都学派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22.东汉三种世家：官僚(官场官族)、豪强(乡里豪族)、文化(石林学门)世家，三种家族不断转换，逐渐合一，士累三经三公，汝南袁氏是例。
23.政权禅让有利于士族的形成，新朝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
24.官僚贵族化，导致皇帝扶植皇族，实行宗王政治。魏封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王夫之)
25.五胡乱华造成西晋崩溃，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到达顶点，魏晋士族发展是内因，五胡冲击是外因，门阀政治是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相对于皇权政治而言，与士族政治概念不一。
26.门阀政治特点：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御边(侨姓世族、本土士族、流民武装)。
27.皇帝利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贵族化则压制削弱皇权，贵族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
28.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下运作的，制度规定只是问题的一半，一个制度的全部意义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
29.学在官府、学下民间、学在家族，教育制度特点演进。
30.中古士族制度特征：门第婚姻(东床快婿、侯景之乱)、任官特权(九品中正制、宫崎市定)、标榜郡望(柳芳《氏族论》)、谱学发达(选官依据)、士庶有别()
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篇1
2.士在春秋战国有明显地区别，春秋之前是贵族等级，战国之后是流动阶层。
3.士由成年男子向贵族演变，具有普遍性，例如古巴比伦与古波斯，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4.士大夫是业余的(amateur)，政治上业余，文化上业余。——列文森
5.帝国士大夫是由学者+官僚，两者合一，这具有中国特色。
6.班固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7.士大夫的六艺与九能，士大夫在接受正规的行政教育，但是这是一种贵族教育。
8.周代的乐师(司礼司教)与史官(主书主法)正是后期儒生与文吏的渊源。从周代政治文化中分析，儒生来源于周的乐师，文吏来源于周的史官，两者传承着不同的文化，从事不同的事业。
9.马克思.韦伯对于官僚制度特点的阐释：科层体制;文官政治;法规文档。
10.六艺传承问题，两种六艺的说法，史官传书法和算术(书、数)，阎步克认为孔子只是传礼乐诗书。
11.善于运用考古器物与出土文献印证历史上的疑难问题。(马王堆帛书、出土陶器)
12.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刀笔吏治天下，文法吏是一种专家行政，符合马克思.韦伯关于理性化行政的阐释。
13.农民起义是否推动历史进步另当别论，但是给予统治者以教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4.汉武帝“独尊儒术”，任用法家人物，儒表法里，儒生与文吏并存。王莽新政充分贯彻儒家治国思想。
15.两汉时期，逐渐儒生文吏化，儒生与文吏合流使得学者兼官僚定型。王粲《儒吏论》
16.论断有扎实的史料证明，熟悉古文及文化常识。
17.中国礼制的核心是区分尊卑贵贱，甚至是生活细节。
18.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化，可以说是历史的倒转，贵族政治的回潮，社会不具有流动性。
19.士族，贵族化官僚，其为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文教破坏造成学在家族，禅让式王朝更迭使得权势传承。
20.魏晋封建说：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加上周一良，这四个人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四大名旦)。
21.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分期三段论：古代社会、六朝贵族制、“东洋的近世”。京都学派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22.东汉三种世家：官僚(官场官族)、豪强(乡里豪族)、文化(石林学门)世家，三种家族不断转换，逐渐合一，士累三经三公，汝南袁氏是例。
23.政权禅让有利于士族的形成，新朝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
24.官僚贵族化，导致皇帝扶植皇族，实行宗王政治。魏封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王夫之)
25.五胡乱华造成西晋崩溃，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到达顶点，魏晋士族发展是内因，五胡冲击是外因，门阀政治是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相对于皇权政治而言，与士族政治概念不一。
26.门阀政治特点：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御边(侨姓世族、本土士族、流民武装)。
27.皇帝利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贵族化则压制削弱皇权，贵族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
28.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下运作的，制度规定只是问题的一半，一个制度的全部意义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
29.学在官府、学下民间、学在家族，教育制度特点演进。
30.中古士族制度特征：门第婚姻(东床快婿、侯景之乱)、任官特权(九品中正制、宫崎市定)、标榜郡望(柳芳《氏族论》)、谱学发达(选官依据)、士庶有别()
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篇2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及其职能表现行政管理，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侯国变法，并在秦统一后不断发展演化。本书第一章将简要叙述古代官僚政治的渊源和若干发展阶段。
古代皇帝专制，有别于贵族领主制，又与近代民主制风马牛不相及。它至高无上，具有统辖一切的绝对权威和独裁性。专制皇帝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其权力可贯通到中央、地方各部门，直至最基层的臣民，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皇帝以集权的形式、独裁的手段去驾驭臣民，对整个国家进行统辖治理。这就是处于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主宰地位的皇帝制度的框架概要。在正式研究古代官僚政治的方方面面之前，本书第二章将考察皇帝和皇帝制度及其对官僚行政活动的控驭。
由于中央集权以内驭外的基本机制，中央官僚的施政活动，始终处于古代行政管理的核心位置。中央官僚距权力源头最近，长期充任专制皇权支配、控制行政管理全过程的有力工具。中央官僚的行政管理带动着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运作，也最能直接体现专制皇权与官僚、与行政管理的联系，最能显露古代官僚政治的内在本质。本书第三章将着力探研官僚中枢组织及其演变，宰相等臣僚协助皇帝决策的诸方式，各时期朝廷政务管理等，以期究明中央官僚行政管理的统属结构、权力运行及因君主与宰相间权力冲突引起的一系列内部变化。
秦以降的历代王朝，所辖疆域甚广，必须采用有效的方法去督责或直接指挥地方官府，以收指臂运如之效。古代官僚政治对民众的统治，对全社会的支配，主要是在地方行政管理范围内推行和贯彻的。地方官府及乡治机构的统治方式如何?各级地方机构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功能作用如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均成为地方官僚行政管理所面临的课题。本书第四章将从郡州府县官僚施政，乡里保甲组织的行政职能，部州方镇行省督抚的设置与职能转换等若干方面，剖视地方各级官府行政管理诸职能的运作方式、内部机制、社会效应等。还要涉及缙绅、宗族势力等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官僚选用黜退，是专制君主不断组织和更新职业官僚队伍的过程。它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官僚的行政能力、禀性操行，即所谓“才”“德”;第二，官僚队伍的适当员数规模。官员少，官僚机构会出现“贫血”。官员多，则造成官僚机构膨胀和成员冗滥，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加重财政负担。为此，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制度与措施。官僚的选用黜退，直接影响官僚本身的成分、素养和行政管理的效能。本书第五章将研究官僚队伍的更新及弊病。
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形态，也存在吏治混乱、官僚队伍腐败等严重问题。为了对付这些弊端，古代官僚政治在两千年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整肃官场秩序的机制。凭借这种机制，君主和官僚集团就可以在行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的同时，不断克服内部的腐败现象。尽管此类整肃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对古代官僚政治的生存与发展又是不可缺的。本书第六章将探讨政绩考课、行政监察、肃政惩贪、官场道德伦理节制等官僚自身管理的若干重要方面。通过这些探讨，揭示古代以官治官，而非以法治官的局限性，揭示官僚统治秩序周期性破坏的原因和影响等。
在古代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公文始终是政务命令和报告的文字载体，始终是官府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它具有沟通上下统属关系，指导行政等作用。官场公文诸形态及运转，也是古代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本书第七章将专门研究官场公文的起源、种类、规制，公文流通与行政权力行使的关系、对行政效率的影响等，进而剖析造成公文壅滞的种.种背景和原因。
历代王朝虽有政府官员布列中外，在各级衙署中行使其职权，但大量的日常琐细事务的具体处理，又是靠为数众多的胥吏及幕僚来完成的。这些人不属于官，却实际执行着政府的职能。没有他们的辅助，各级官员在行政中就寸步难行。作为官僚政治管理辅助性工具的胥吏幕僚，还与官场严格的技术规则、文牍档案等相联系，甚至可以称之为古代官僚政治中文牍主义的产物。本书第八章还将较详细考察胥吏、幕僚的名目、职掌、选用、身份特征、对官僚行政的作用等，并揭示其官场文牍主义背景及其与吏治败坏的关系。
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篇3
32.高度专制时代，压制宗王;皇权衰落但仍有一定势力，任用宗王;皇权进一步衰落，无法任用宗王。
33.陈朝的政治僵局：士族门阀衰而不僵，其传统权势与文化风尚依然阻碍着政治变革;寒人和武将被文化士族压抑，难以形成新型的政治力量;吴姓士族地位上升，酋帅土豪参与政治角逐，但其政治号召力有限。
34.气候原因促进少数民族的内徙，少数民族入主从根本上改变了北方的社会面貌，民族仇杀(冉闵之乱)，坞壁林立。
35.(南凉)国人武装体制，国人骑射，汉人耕织，国人是政权的主要支撑。汉赵胡汉分治，官号胡汉糅杂，北魏早期官制的部落色彩。
36.门阀士族有自身的发展空间，中国北方的民族问题，两者是政治体制变态的两大原因。但是历史是在北朝走出低谷，北朝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
37.梁作榦主张东晋封建论(《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但是学者对于这一说法存疑，梁主要是表明世界的一致性，但是二者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变化明显不一。
38.十六国专制主义加强(军事专制)，重视法制;南朝则重视玄学，重视教育。
39.孝文帝改革，北朝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孝文帝改革全盘汉化，移风易俗。
40.宇文泰改制，对于孝文帝改革的反动，有胡化倾向(梅林能止渴，复姓可防兵)。
41.南北朝史：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北不同的政治结构(武将与汉族士族边缘化)。
42.鲜卑异族皇权，民族矛盾使得统治阶级具有内聚力，军功(功绩主义)贵族以及国人武装支持皇权，主奴观念强化军事专制，具有原始平等观念，军事传统推动法制建设。
43.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给北朝带来了活力，北朝皇权因此得到加强，专制官僚政治复兴，再加上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军事实力的增强，历史发展的出口最终出现在了北朝。
44.北朝官僚政治的复兴，法制、考试、考课、监察、官阶、学校、府兵、均田以及三长，胡化以及汉化，二者是相互交织的。
45.唐长孺提出南朝化理论，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是南朝化倾向，北朝只是不必要的曲折，其理论有土地制度、文化以及兵制证明。
46.北朝主流：钱穆(文化病)、田余庆、苏秉琦(活力)。实际上这是双方互补，汉化与胡化互补。南方传承文化，北方重振帝国体制。
47.隋唐中华民族的复兴动力来自被炒得民族融合;隋唐专制官僚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
48.1600年，(西方传教士)西学东渐。
49.“封建社会”：封邦建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西方的概念有一种错位，现有学者有些回避这一种提法，回避社会性质，使用社会时段，例如中国古代(ancient：秦汉之前)、中古时期(medieval：5-1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middle period：750-1550，安史之乱到明代中叶，面临社会问题较一致)。
50.隋富唐强，隋唐在社会发展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方面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但是两个王朝面临的问题都较一致：统一与改革。
51.隋唐宋，皇朝名是根据皇帝的潜龙之地命名，隋朝(杨坚父亲杨忠是为隨国公)、唐代(李渊为唐国公)、赵匡胤(归德军节度使驻扎河南商丘：宋州)。
52.统治以及政策核心：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系紧密的胡汉以及文武混合集团，“关中本位政策”。
53.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只是一次宫廷政变，贵族家族的衔相接替。
54.杨隋代周，具有差异以及延续，其意义决不止于宫廷政变，新政权以继承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自居，打破以武将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进行体制改革，民族大融合告一段落。
55.589年隋朝再度统一南北，财政支持、北方突厥分裂、北魏以及北周统一北方奠基。
56.历史事件：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把事件当成路径或者窗口，揭示背后的政治的文化，观察全景性的内容。
57.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总体史(total history);长时段(结构：地理时间、结构史、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形态)、中时段、(局势：社会时间、情态史、经济史、社会史、国家史)、短时段(事件：个体时间、事件史、政治变动、人物外交、立法战争)，宽视野的观察。
58.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概念有别;国家有疆界，中国有边界，这个概念在宋代形成，中国成为主权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为近代国家雏形。
59.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并未构成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反而使得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互补的渴望，使得这有利于隋唐大一统格局形成。
60.物质文化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是导致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唐代得以巩固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前提。
p副标题e61.对于首都在关中的朝代，会有一个副都，长安、咸阳——洛阳。大运河沟通南北，运河路线的选择，明显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和牵动。
62.在运河沿岸的城镇中，以商贾为中心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围绕运河，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氛围，全国各地的正直脸洗衣机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空间光度和社会深度上都超越往古。
63.隋至唐初，是一个制度整合的时期，是使行政秩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
64.律：惩罚犯罪行为的刑法典;令：正面规定的规章制度;格：皇帝临时称制整理汇编而成，相当于律的补充与变通(留司格：一司条贯、散颁格：海行条贯);式：按工作性质归口的章程细则。
65.中华帝国的法典体系(“混合法”)：成文法和判例法(“故事”：过去的事件以及处理方式，视之为可供效仿的规范、原则)。
66.唐代法典的基本原则：以礼(秩序、差序)为本，礼(价值层次)法(操作层次)并用。“以礼入法”原则的确立。
67.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68.丝绸之路是一个路线网络，走法多达14种。唐玄奘取经是经过丝绸之路，路途艰辛，唐与突厥的政治矛盾。主要有三类人：官方使节、商旅、宗教信徒。
69.751年，大食人(阿拉伯人)与唐代人第一次遭遇战。
70.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交涉的轴线，安史之乱后由西北(匈奴、突厥)变化到东北(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并且开始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出销瓷器。
71.“丝绸之路”这一说法，其内涵以及外延不断扩大，不仅指沙漠地带的陆上通道，也指经过北方草原地带，以及经过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通道(宋以后，瓷器成为大宗出口商品)。
72.东西贸易往来：波斯和拜占庭的货币(有人认为当时在中国有货币特区)，外国钱币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折射出相对先进的生产水平。
73.“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于东西方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当时中国与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依靠这一通道。通过它，中亚、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先后传入中国。
74.粟特人(文化汇聚的中介和标本)，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担当媒介的。这些承担“远程贸易”的民族，比如活跃于地中海、北海的犹太人，活跃于中亚的粟特人，往往以特殊的宗教纽带联结，以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纪世界的缝隙中。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径称为“胡”。他们的故乡以中亚的撒马尔干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他们多以经商为业，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75.佛教东传的一个印证，西部是早期石窟寺遗迹最集中的地方。时间为两汉之交。季羡林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都是经过中介的。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路线之一是通过我国西部，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
76.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斯坦因(英国)、伯希和(法国汉学家)窃取敦煌文书。
77.隋唐时期敦煌文化的构成：以儒、道为主的汉文化;混杂居住于敦煌和西域地区的汉、吐蕃、回鹘、粟特、于阗等民族多变交往而产生的混合型文化;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异质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汇聚产生的“嫁接”式文化。
78.尽管在宗教、艺术、器物等方面，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等文明对于唐代的习俗、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唐代的官制、兵制、刑法、赋役等主要制度都渊源于先前的王朝，并没有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感到要以外来的价值观念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包括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伦理准则。相反，佛教教义中接近中国思想的内容，由于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特殊的亲和力，而被选择出来着意发扬。——参见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79.开放趋势与保守倾向并存：当时的兼收并蓄，是为了追求大一统的极致，是要在差异中求一统，而非真正鼓励多元化的发展。这事实上削弱了异质文化所可能带来的刺激与活力。
唐人沉浸在一种“天可汗”的文明优越感中，而不同文明的较量与冲突事实上正在潜移默化、或隐或现地进行。
80.直接与间接传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相互作用，最终各自发生了局部的质变而构成为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81.文化交流是一个内容复杂的过程。跳出“汉化”、“胡化”或者“西化”的研究窠臼，系统地考虑不同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的种.种现象，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富有科学的旨趣，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82.讨论政治就是讨论权力关系。寺地遵政治史研究要点：国家统治机构、国家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以及政治势力，政治运作贯穿四者。
83.制度是人制定、修改以及废除，制度是对事件的回应，由非常规、偶发到常规、规范。制度限制或保护某些关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关注政治制度沿革，把制度当成一个窗口，这才是核心性问题。
84.国家的行政首脑：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宰相职权的核心：“入则参对而议政事(议政权)，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监督百官执行权)。”宰相是一个综合性、集合性的名词，是指特定的一群人。
85.宰相是一批人的统称，各个时代宰相的名称不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君相关系、内朝与外朝关系的交互作用，是决策与行政合理化的过程，是效率与制衡的过程。
86.西汉：皇权强化，近臣内职权势膨胀，西汉中期以后，政务繁多，行政系统不足以应付新的事务。深宫君主——外廷宰相，议政空白地带——“中朝”(“内朝”)，侍从近臣，秘书、咨询机构。“尚书”，选任身份低微而有才干的近臣，随侍身边，调遣方便。传递、掌管—处理、批复文书章奏。“百官之本，国家枢机”，责任增加，政务范围扩大;弥补原有政务职掌之不足，成为联系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汉昭帝时出现了“领尚书事”(后来的宰相，如果没有领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大将军、九卿“领尚书事”，得以扼制朝政枢纽——辅政体制。
87.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独立机构，直接指挥外廷事务;诸曹组织分工。事权日益向尚书台集中;三公府逐渐萎缩，诸曹闲散化。尚书过问庶务，事实上即开始走向外朝，神秘色彩与权威性随之淡化。东汉后期，太后称制，居于深宫，靠身边的外戚或宦官参与谋议，传达消息——宦官、外戚专权。
88.曹魏、两晋：三公系名义宰相，尚书台/省“职无不总”，转化为外朝宰相机构。皇帝身边，新的秘书咨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发展起来。南朝：中书省“典诏命”，门下省“审署下达”，付尚书省执行。中书省、门下省走向外朝。北朝：逐渐形成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之制。
89.在中国古代，“内朝”活跃通常意味着皇权加强。内廷机构无正式名目、地位，却可能倚仗皇帝亲随之优势，凌驾于外朝之上，干预甚至取代外朝宰相职能。一旦内廷机构权力膨胀，发展为政府机要部门，甚至取代外朝决策机构，帝王为驾驭制约，必然转而扶植新起的内廷机构。内廷、外朝互补，亦相互制衡。其深刻矛盾，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个阶段。这种格局，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背景下中枢机构的基本格局;是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又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一种设权分职方式。
90.南北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已经出现，但不等于已经产生了三省制;尚无严格运作规范，尚非既独立又互补的外朝权力系统。隋唐时期，三省分工机器关系已经明确而制度化。三省长官的议事之所为政事堂;政事堂会议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覆→尚书执行。比较整齐的三省制度，主要存在于唐朝前期。唐初中央政府实现了决策、行政和事务机关的分离，形成了一整套公文程式和处理程序。中书省的首长中书令及门下省的首长侍中和尚书省的首长尚书令共同构成了唐代前期的宰相(李世民在李渊在位期间做过尚书令，所以后来尚书令空置，尚书省的首长为仆射)。政务的处理有严格的程式，反映出官僚制度的逐渐成熟。
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篇4
92.一般中书省、门下省在宫城里，尚书省在皇城里。唐代后期的南衙北司之争，南衙是宰相的机构和外朝的百官，北司是在宫廷里最北边的机构，就是宦官的机构。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陆游《老学庵笔记》写道:“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袯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除政务机关之外，隋唐到宋还有寺监等事务性机关。
93.宋代的中枢权力机构，当时的宰相就是二府的首长，正宰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副宰相是参知政事，包括枢密使。以事任为中心，相对“扁平”式的政务管理机构，幅度而层次少。(宫崎市定认为这是一个君主独裁的时期就是因为这些部门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不像唐代很多事情是由政事堂决定的)
94.枢密院/枢密使：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掌机要事务，统领禁军。(枢密院在唐后期就已经有了。那时的枢密院是沟通内廷和外朝的，枢密使是宦官担任。)五代——政治体制的运转，以军机要事为中心。皇帝最为亲信、器重的官员，常担任枢密使。枢密院权力达到巅峰。(那时候兼枢密使的宰相才是真宰相)。宋代——重振外朝机构，文臣掌管枢密院。
95.汉魏以来趋势，内廷要职→外廷(政府)要职。(取代外朝宰相，形成新的宰相制度)。晚唐-五代-宋，枢密院权力上升→向中书门下回归→二府并立。明代，内阁(大学士)，清，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军机大臣)。
96.中枢机构的政务化趋势：隋至唐前期的中书门下是决策首脑机关，基本不负担琐碎事务;而自唐玄宗行政改革开始，唐代中后期至宋代的中书门下承担了大量的日常政务性工作，出现了中枢机构政务化的趋向。宋代的设官分职方式，在“丛脞芜杂”的表象背后，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责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强。
97.唐代与宋代的分工与制衡：唐代：决策与执行(程序与职任)的分工;宋代：以“事任”为中心，以“依事系任”为原则的机构分立。在管辖权限之内，决策、执行一体化。
98.元代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它不是隋唐三省制、宋代二府制的自然发展，而是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行政组织和程序简化这一特征的反映。大蒙古国“家产制”传统与汉式中央集权体制结合，导致宰相专权的现象出现。“以成效责中书”，而决策程序、制衡机制不完善。家臣治国、委任责成。
99.文书的运转与规范的完备：文书的上行下达，实际上就是情报或指令的流动，构成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这一网络中的关节点，体现着一种政治地位;在各个关节点上处理文书的权力实即政治权力。而文书的流程实际上反映着政治秩序，反映着权力的格局。文书是制度的依托。
100.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分级分类进行行政立法、执行中有书面令式可循、奖惩有文档资料作为依据。(宋代的时候有皇帝直接下达文书给官员或者某机构的，叫内降，但是宋代外廷挺抵制的。)
101.宋代的官僚政治已经具有现代官僚政治的许多基本特征：职能的专业化、权力的等级制度、正式的法规系统，以及非人格性的理想。——John Chaffee《宋代科举》
102.秦到西汉：三公九卿制，三公为宰相;尚书、“领尚书事”出现。东汉、魏晋南北朝：三公失权，事归台阁;中书省、门下省出现。隋唐宋元：三省制——两府制——中书省(一省)，出现中枢权力集中的趋向。明代：取消丞相制，君主直接统领六部，专制主义君主独裁程度大为提高——内阁辅政。清代：满汉杂糅的中央官制，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满族大臣)，还有内阁——南书房——军机处。
103.效率与制衡：首先，皇帝总览大权，为提高治事效率，需要身边有贴近的辅佐;而其身边参与顾问、起草诏书、传达命令的近臣，因与皇帝接近、掌管机密、参与决策而逐渐获取大权，“外化”为朝廷重臣;而当其外化之后，帝王便会赋予新的近臣以权力，同时产生再度“外化”的可能。如此层层剥离，中枢权力围绕着专制君权，由内及外不断转移。其次，中枢机构变化的走势，是由皇帝与官僚机构、官僚队伍的矛盾决定的;皇帝一方面要设置得力的办事机构，需要赋予它的权力;一方面担心掌握权力的大臣权势日高，威胁到皇权，因此要另设亲信机构予以制约。中枢机构权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
104.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统治主体的两端，牵动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走势。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始终实行中央集权。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居于主动掌控的地位;实际上地方政府更为贴近基层社会，就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状态所造成的对比态势来看，地方政府及官员所享有的灵活程度显然是中央政府望尘莫及的。因此，这种集权必然是有限的，是在“分权”基础上的“集权”。
105.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兴起，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称之为士，做了官，可称士大夫。士大夫政治形态在隋唐还得到了 科举制的保障。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士大夫最重要的特定：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既是学者又是官僚。